作者：北望

　　成长的碎片

　　前言

　　我相信对世界真正的理解是从认识自我开始的。我们习惯于轻易地对世界发表评论甚至指手画脚，却往往对自己复杂诡秘的内心世界漠然置之。也许，在听到黑暗中灵魂孤独的呐喊之前，我们对世界一切自以为是的理解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自我永远是通往世界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忏悔录》永远是我心中一部不朽的著作。

　　写作是我反省和认识自己的开始。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我无法逃避地面对了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她们就像一盏盏路灯，将我每一段黑暗的人生旅途照亮。女人是男人灵魂的镜子，我总是从女人身上看到了更真实更完整的自己。离开了她们，我的回忆和思考就将陷入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所以，我不得不写她们，曾给我的生命留下不同风景的每一个女人。唯有如此，我才能触到自己神经最敏感的末梢，才能在夜深人静时窥见世界隐秘的心跳。

　　一

　　和绝大多数成年人一样,我曾填过无数张履历表。每次填表时，1978都成为我笔下最庄严的数字。每当写下这一数字时，我的脑海里便会立即浮现出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那天早饭后，父亲递给母亲五角钱，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钱揣在我兜里，又反复叮咛多次。之后，我便独自一人，迈出低矮的茅屋棚，走下门前的小山坡，穿过几块金黄的稻田，来到生产队一座较大的院落前。我静静地守在路口，等候更大的学生娃带我到大队小学去报名念书。那一年我七岁。

　　于是，在后来所有的履历表中，1978就成了我人生历程的起点，仿佛此前我所有的岁月都是一片空白。然而，对于我来说，1978不是起点，而仅仅是一次重要的延续。可以说，我童年最重要的经历发生在1978年之前，而不是之后。时至今日，我的梦依然常常在1978以前的背景上展开。无论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似乎都与童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人生的内容大致相同，无外乎得失成败，悲欢离合。不同的只是人生的态度和感受人生的方式。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童年的经历。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也许就是这个道理。三岁之前我的生命中到底有哪些重要事件，自然已无从清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关于童年最早的记忆与文革有关，就像一张陈旧的底片，只要对着阳光，便可看见模糊的影子。那年正月，母亲带我到外婆家去，路过区(现在又改称镇)上中学时，我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个操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密密麻麻的。我仿佛突然钻进了密不透风的高粱地，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心头不断掠过一丝丝恐惧。我仰头望了望母亲，怯生生地说：

　　“妈妈，我怕！”

　　母亲没回答我。她拉着我的手继续朝人群深处挤去。

　　终于，她停下了，努力弯下腰，将我抱起来。我的眼前一下变得开阔。我看见了操场前方的主席台，正中跪着一排人，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只竹篾编织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尺见方的牌子。主席台的两边各站着一排持枪的民兵。旁边的电线杆上有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喧嚷着。我心中的恐惧一点点加深起来，赶紧朝四面看了看，结果没看见一个小孩儿。这是大人的世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立刻想到了逃跑，就像一只遇上狼群的小羊本能地觉察到了危险的逼近。但此刻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感觉自己比一只蚂蚁还要小，随时都可能被某位大人踩得粉身碎骨。我恨不得像鸟儿一样生出翅膀，飞离这阴森的人群，可是我只能用双手紧紧抓住母亲的肩膀。我把目光停留在母亲脸上，再次怯生生地说：

　　“妈妈，我好怕……”

　　母亲依然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屁股，把我抱得更紧了。当时我想，只要母亲不把我放下，我也许就不会被踩死。

　　不一会儿，人群骚动起来，我的耳边仿佛有一大群马蜂在嗡嗡地响着。这时台上忽然窜出几个人，威风凛凛地把前台跪着的每个人的脖子往下按了按。于是那些跪着的人把头埋得更低了，只是头上的竹篾帽依旧笔直地立着。隔了一会儿，又有几个人被押上台，每个人都被身后的民兵反剪着双手。接着，高音喇叭开始吼了起来，是一长串犯人的名单。每念到一个名字，便有一个人被套上绳索五花大绑起来。当刚押上台的几个犯人被捆绑完毕之后，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坐到了台中央的麦克风前开始讲话。我听不懂他到底说了些啥，只觉得他说的一切是那样神秘而遥远，令我望而生畏。高音喇叭瓮声瓮气地一阵阵撞击着我的耳鼓，仿佛预示着有一场战争就要向我袭来。我感觉自己很快就将挺不住了，可是母亲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终于捱到领导讲话完毕，这时却又从旁边杀出一个人来，冲到台中央，右手握拳高高举过头顶。一阵阵嘶哑而揪人心魄的呐喊便从他那努力裂开的嘴里窜了出来。他每喊一句，台下的人也跟着举起手臂呼一句。我看见无数只手臂突然间举起又放下，那场面真是壮观无比。口号喊完之后，人群终于开始散场。母亲抱着我，随着人流慢慢退到场边的一角，然后将我放下。看着渐渐消散的人群，我心头的紧张与恐惧也渐渐退去，就问母亲：

　　“妈妈，我们为啥还不走？”

　　“等你外婆。”

　　“外婆在哪儿？”

　　正疑惑之际，母亲捏了捏我的手，说：

　　“快叫外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正朝我们走来的老太婆竟然是我的外婆。只见她胸前挂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粗黑的大字，头上顶着一顶又高又尖的竹篾帽子，弓腰驼背，步履蹒跚。母亲走上前去，叫了一声：

　　“娘……”

　　“先帮我把帽子取下来。”

　　外婆蹲了下去。母亲双手捧住竹篾帽，慢慢往上提。帽子在外婆头上却岿然不动。母亲低头问外婆：

　　“娘，疼吗？”

　　“不怕，用点劲儿！”

　　母亲咬咬牙，双手死死抱住帽子猛地往上一提，竹篾帽终于被取了下来。母亲把竹篾帽扔在地上，随着“咚”的一声沉响，一些泥土和石块从竹篾帽里散落出来。母亲轻轻骂了一句：

　　“这些不要天良的，不断子绝孙才怪！”

　　外婆站起身来时，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一道长长的血口子，鲜红的血痕正像一只蚯蚓直往她眼角爬去。我心里一阵发紧，忍不住使劲喊了一声：

　　“妈，外婆头上有血！”

　　然后就放声痛哭起来……

　　于是，外婆额头上那道鲜艳的血痕便成了我童年最闪亮的记忆之一。时至今日，每当我看见流血的伤口，便会想起我的外婆，想起我记忆中的第一滴血。后来据母亲讲，我所见到的场面仅仅是在逮捕犯人时让地主富农陪陪场而已，前些年挨批斗时，外婆可惨多了。如今忆起，有时我也觉得，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是最幸运的一代。我们赶上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大革命，成为荒诞历史的亲历者，而又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受太多的苦。文革之后出生的人是幸福的一代，但不是幸运的一代。他们只能从历史教科书或大人的话语碎片中去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自从见了外婆被批斗之后，我的心情曾长时间地郁暗下来。我一次次问母亲，外婆是坏人吗？母亲每次都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外婆是好人。我相信母亲没有撒谎，因为生产队里有几位我不喜欢的阿姨也曾对我说过，外婆真是好个人。我不明白好人为什么偏要受罪，不禁渐渐担心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底该做好人还是坏人。就在我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心不已之际，更深的忧虑又从天而降。197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大我一岁的堂姐来我家做客。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人都是要死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赶紧问她：

　　“我们也要死吗？”

　　“当然啦，连毛主席都……”

　　“都怎么啦？”

　　“都……都逝世了。”

　　“逝世……什么叫逝世？”

　　“逝世……就是死的另一种说法。”

　　我一下子糊涂了。那些天我刚刚认识了无处不在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几个字，毛主席怎么会……

　　“就算活一万岁，最终也是要……逝世的。”

　　堂姐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道。

　　我的心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绝望和恐惧将我紧紧攫住，我感觉自己似乎马上就要从这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许多年后，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秋日的下午，回忆起领袖逝世带给我的无边的恐惧。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每个人都是要死的。从那以后，我总担心自己一觉睡去就不再醒来。

　　后来从书上得知，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虽然这些事件对我的命运肯定有一些影响，但我依然觉得离我很遥远。对我个人来说，1976年最重大的事件，是我从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知道了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死亡的事实。

　　阴郁的1976渐渐远去，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1977年的春节终于来到。啊，春节真好，大人小孩的脸上都无一例外地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桌上的菜肴出奇的丰盛，我只嫌自己的肚皮太小，不一会儿就撑着了。可是春节为什么那么短呢？在小孩们还意犹未尽之际，大人们便又板起了面孔，每次吃饭时桌上又只剩下一碗泡菜。我开始讨厌起大人来，他们一定把好吃的都藏起来了！之后每顿吃饭时，我都暗暗留意他们吃了些什么，结果发现除了我的小碗里是米饭之外，他们都喝着见不着米粒的稀粥。一天中午，母亲收工回来，没有烧火做饭，而是坐在凳子上发愣。我走上前去，对母亲说：

　　“妈妈，我饿。”

　　母亲一把搂住我，放声痛哭起来，

　　“儿啊，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我们上哪儿去吃饭呀？”

　　我不知道米都到哪儿去了，它们是害怕被吃都藏起来了吗？但我没敢问母亲。从那天起，我发现肚子一天比一天饿得厉害。有时摸着肚皮，感觉里面只剩下了肠子。终于，有一天我看见父母在偷偷地吃着什么，一股愤怒从我心头陡然升起：原来他们想饿死我！我没吭声，而是悄悄地注意着他们的行动。最后我清楚地看见母亲把一只碗放进了柜子。等他们出工之后，我急忙端来一条凳子，放在柜前，爬上去，打开了盖子。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只碗，碗里面躺着三个拳头大小的馍馍。我赶紧抓了一个，盖上柜子后匆匆逃到了屋后的山坡上。在确信没有人发现我后，我掏出馍馍，猛地咬了一口。一股苦涩的味道迅速塞满了我的嘴里——这馍馍原来是糠做的！我大失所望，但还是想学着大人的样子咽下去，填充一下早已空空如也的肚子。可是我稚嫩的喉咙怎么也容不下那粗糙的糠粒。

　　就这样，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此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也许，1977年算不上中国的饥荒年份，可我总觉得那年我是全中国饿得最厉害的一个。每当想起1977，我的嘴里便弥漫起一股苦涩的糠粒的味道。

　　1977年，我随母亲走的亲戚特别多，以致我都怀疑，我们家咋会突然冒出那么多的亲戚。据母亲后来讲，那是为了蹭饭吃。有一家亲戚在镇上，吃商品粮的，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阔气的人家。他们家有一对大我将近两岁的双胞胎女儿，长得异常可爱。她俩似乎特别欢迎我，给了我好几颗糖吃。我小心翼翼地把糖含在嘴里，巴不得它永远不要化去。突然，双胞胎姐妹凑近我的耳边，悄悄问我道：

　　“想吃饼干吗？”

　　那时我还不知饼干为何物，但猜想饼干一定和糖一样好吃，便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那你跟我们出来吧！”

　　我不假思索地跟着双胞胎姐妹出了门。她俩把我带到河边的树林里，然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

　　“只要你在我们面前撒尿，这块饼干就归你。”

　　说着，还晃了晃手中那块圆溜溜的东西。我心想，这还不容易吗？何况我也正想撒尿呢。于是我利索地褪下裤子，面向河面，稍一运气，一股小水柱便从双腿间冒出老高，冲向河面，溅起一团晶莹的水花。

　　“姐姐你看，他的鸡鸡……”

　　我从姐姐手中拿过饼干，骄傲地穿上裤子。没想到一泡尿竟换来了我平生的第一块饼干！这时双胞胎姐姐又凑近我的耳朵，神秘地对我说：

　　“你到一边去，我们也要撒尿！”

　　你们撒尿为啥要我躲开？我一边纳闷，一边退后几步。姐妹俩便在我的不远处提着裙子蹲下去。当我的目光触及她们双腿间的时候，我一下子糊涂了：没有鸡鸡怎么撒尿？这时我听见其中一个说：

　　“他盯着我就撒不出来。”

　　“我也撒不出来。”

　　我心头不觉有些委屈。这怎么能怪我呢？连鸡鸡都没长，当然不能撒尿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看见女孩子，总是隐隐替她们担忧。

　　关于1977，还有一些记忆的碎片，就像河流中的水花偶尔泛起。比如从大人们口头或刷写在墙上的标语那儿，我记住了“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一句。还有一句在小朋友中流传的童谣：华主席上台，我买了一双新草鞋。我问大人，华主席是谁？大人说是我们的皇帝。我又问，华主席离我们有多远？大人回答，在北京。北京有多远？大人们哑然。那时别说生产队，就是全大队两千多号人中，也没有谁到过北京。199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西站下车时，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词语竟然是——华主席！

　　童年时光无声无息地流淌，生命的感受在一天一天地增加。当大人们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劳作之际，我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半山腰的茅草屋前，望着天空发呆。童年的记忆里似乎大多是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阳光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我想弄清阳光为何物？为什么不能把它关进我家黑魆魆的屋子？我曾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太阳，发现它原来在天空中飞速地旋转，终于明白了太阳为何东升西落。我还曾用一支空瓶子对着从屋顶漏进的光线，希望瓶子里能装满光明，以替代晚上昏暗的煤油灯。茅屋东边一百多米处有一股小小的山泉，一年四季不停地流出清凉的泉水。离泉眼不远处有一口一米见方的水坑，这便是我家的水井。口渴时我会独自来到井边，俯下身子就能喝上甘洌的井水。有时候我反复端详着水里那张稚气而迷惘的脸，总想不起自己怎样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长大后还活多久才会死去。

　　我喜欢夏天的日子。山前屋后一派蓊蓊郁郁，各种各样的昆虫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屋后的刺树上常常可以捉到一种会飞的甲虫，用线系了后腿，使劲一甩，它便绕着你的手指一圈又一圈地飞起来。捉蜻蜓就更好玩了。蜻蜓分两种，一种昼行夜伏，一种夜行昼伏。夜晚在院坝乘凉时，借着月光，可以看见许多蜻蜓在低低地飞，瞅准了，一扇子挥去，便可将其打昏在地。这种蜻蜓虽然体型较大，但颜色单调，呈暗青色，我不喜欢。白天看见的蜻蜓可谓五彩缤纷。有红的、黄的、青的，还有花白的……我最喜欢红色的蜻蜓，其次是黄的，但这两种都较少，成为蜻蜓中最鲜艳的点缀。我常常以为红蜻蜓就是国王，黄蜻蜓则是国王的妻子。最好看的是蜻蜓打架(后来从书上得知那叫交尾)。两只蜻蜓在空中打来打去，后面一只突然咬住前面一只的尾部，再把尾巴卷至前一只的胸部，两只蜻蜓便连在一起，像一架飞机平稳地向高处飞去。捉蜻蜓的最好办法是用竹扒(一种用竹子制成的农具)网上一层厚厚的蜘蛛丝，从后面悄悄靠近，一把罩上去。蜻蜓的翅膀极薄，一粘住蛛丝便逃不掉了。把蜻蜓肢解后便可喂蚂蚁。在地上随便找一只蚂蚁，放在它跟前，蚂蚁上前嗅嗅，便用嘴咬住往家里拖，拖不动时就回去搬援兵。跟踪它就可以找到蚂蚁的老窝。这只蚂蚁一路匆匆地往回赶，一直赶到家门口，和别的蚂蚁一个劲儿地碰头交流。不一会儿，一大队蚂蚁便朝着目标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还有一种玩法可以让蚂蚁坐飞机。捉一只蜻蜓，不把它弄死，而是用小石块压住它的翅膀，等密密麻麻的蚂蚁爬满蜻蜓全身时再突然把石块移开，蜻蜓就会载着蚂蚁一下子飞向天空。有时候玩得不耐烦了，一泡尿对着蚁穴冲去。一窝蚂蚁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转瞬间成了溃不成军的灾民。玩蜻蜓和蚂蚁是童年的最大爱好。被我捉住的蜻蜓少说也能装满一麻袋。上学后才得知蜻蜓吃蚊子，属益虫。为此我心头不安了许久。

　　最令我有成就感的是到山脚的小溪沟里捉鱼。当溪水齐膝深的时候(水深了大人是不许我们下水的)，我便可以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脱得光溜溜的下水摸鱼。溪沟里的鱼不少，但也不大，多藏在草丛或石缝里。捉鱼时双手张开，从两边往中间缓缓合拢，碰到鱼便能一把抓住。将捉来的鱼用一草茎通过鱼的腮和嘴串起，再系上一根树枝插在岸边，鱼儿便像上了绳的牛，怎么也逃不掉了。运气好时一上午能捉到五六条二指来宽的鲫鱼。提回家后，撒上少许盐，用菜叶包了，往灶堂的火堆里一放，几分钟后就可吃到美味的鲜鱼。还有一种捉鱼的方法须得在大雨过后。当洪水从梯田的缺口处一级级冲下时，在缺口处安上一块较大的竹篾巴，水流一冲上篾巴就迅速漏下，留下鱼儿在上面活蹦乱跳。每逢这种时候，连大人们都是要出动的，小孩子便左蹦右跳地打下手。收获自然也很大，半天时间一般都有两三斤。黄昏时分，当炊烟四下飘散，村子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垂涎欲滴的鱼香味。只可惜后来大量使用化肥，田里除了泥鳅之外，其他鱼种都已绝迹。大雨过后，洪水依然一级级冲下，却再也看不到捉鱼人的影子了。

　　197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夕阳正一点点向西山靠去，大地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我坐在山坡的小路上，等着父母收工回家。忽然，外婆的身影远远地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我立刻像一只欢快的猴子一跃而起，向外婆奔去。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吃过的所有好吃的东西都与外婆有关。而这次，外婆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好吃的东西，也带来了令我兴奋不已的消息。那天夜里，外婆和父母议论了很久，大致是说现在念书不再讲成份了，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的子女都一样对待。我听见他们说：

　　“平儿将来也可以考学或当兵了，总算有盼头了。”

　　最后，母亲搂着我，含着眼泪对我说：

　　“平儿，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为我们争气啊！”

　　我有些茫然地望着母亲，使劲点了点头。从此，上学念书就成了我心中最神圣的事业。

　　就这样，我那阳光灿烂却不乏饥饿与忧郁的童年生活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一条新的朦朦胧胧的人生道路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那是一条怎样的路，内心充满了莫名的憧憬与期待。我并不知道自己最幸福最纯洁的人生时光正在一点点儿远去，各种坎坷与艰辛即将扑面而来。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次次在梦里回到自己的童年。那熟悉的山坡小道、阳光流泉竟成为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印痕。无论幸福与痛苦、欢乐与惆怅，似乎都与童年的某段心理感受遥相呼应。今天，每当看到身边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我总是在想，他们绝非因为年幼就愚昧无知。也许，今天他们体验到的一切，将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部分。

　　在热切的期盼中，我终于等来了开学的一天。生命中新的一页就此翻开，我从此开始了十九年的求学生涯。1978于是成了我人生旅程上最醒目的标记之一。

　　大队小学和我家隔着不大不小两座山，一共有五里路程。途中除了一小段马路和一座十多米长的石板桥外，其余的都是些田间小路，路的两边是一块接一块的庄稼地。生产队里与我同班的还有另外三名小伙伴：刘兵、李建华和余小英。余小英的爸是生产队长，但她老是挂着两串鼻涕，不时“呼哧”的一声吸一下，让人觉得与她爸爸的身份极不协调。刘兵的爷爷很会讲故事。听大人们说，他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兵，在淮海战役中还被人民解放军的子弹击穿了腿部。李建华没有母亲，据说前几年饿得慌的时候悄悄跑到福建去又嫁了人。我们的老师名叫杨洁，是一位二十六七的女老师，长得很美，浑身上下干干净净，纤尘不染，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杨老师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女儿，名叫杨晓晓。晓晓只有五岁，却能背诵好多古诗。她们母女俩就住在我们教室隔壁的一间屋子里。寝室门开着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见屋里有一张总是很整洁的床和一只三脚炉子。晓晓也和我们一起上课。她在班上年龄最小，是唯一穿裙子的学生。令我受宠若惊的是，我和晓晓竟成了同桌。但我却不敢和她说话，甚至连正眼看她一眼也会感到心虚。我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自己，生怕碰脏了她的裙子。可是同时我又为自己是班上距离她最近的人而暗自得意。后来在学习“自惭形秽”这个词语时，我脑海里一下子便浮现出晓晓那天使般的模样。

　　学校一共四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除杨老师外，还有三位男老师。其他老师都只教一个班，只有杨老师除了教我们班所有的课程之外，还要上全校的音乐课。杨老师极和蔼，从不训斥我们。上课时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通过我的耳朵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上学后不久，我就养成了天天刷牙的习惯。渐渐地，我感觉自己浑身上下也变得干净起来，就像杨老师和晓晓那样纤尘不染。每当上音乐课的时候，我们总是纳闷那台破旧的风琴为何经杨老师双脚一踩就发出了优美的声音。有一次大家终于忍不住，下课铃一响就蜂拥上去，将风琴和杨老师团团围住。杨老师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继续坐在风琴前为我们弹奏。我看见她那白皙颀长的手指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优雅地舞蹈，一下子便对音乐产生了神圣的敬意。

　　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余小英吸着鼻涕，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

　　“李心平，你知道吗，杨老师偷人呢！”

　　我的心像被马蜂蜇了一下，但莫名的惊讶很快就转化成了对余小英的愤怒。

　　“你妈才偷人呢！”

　　“我听我爸说的。我爸是队长，他不会乱说的。”

　　“你爸就爱胡说。”

　　“那你说杨晓晓为什么没有爸爸呢？”

　　我一下子哑然了。对呀，怎么从来没见过晓晓的爸爸呢？

　　第二天上课时，我心猿意马地观察着杨老师的一举一动，可越看越觉得杨老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好人。但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晓晓怎么没有爸爸呢？

　　一次下课的时候，晓晓递给我一颗糖，悄悄对我说：

　　“我妈说你是班上最乖的学生。”

　　我一下子兴奋得激动起来，全身的血液上涌，几乎令我晕眩。我心头再次认定，杨老师是好人，肯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好人。

　　从此，我和晓晓说话时少了几分畏惧，多了几丝自信，有时还借她的橡皮擦用一下。一次当我又向晓晓借橡皮擦的时候，她从文具盒里拿出一块崭新的粉红色橡皮递给我，说：

　　“这块送给你啦。”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愣愣地望着晓晓不知说什么好。晓晓从文具盒里又拿出一块，对我说：

　　“我还有，那块就归你啦！”

　　我诚惶诚恐地接过橡皮，没舍得擦一下就把它径直揣进了兜里。

　　第一学期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即将到七八里之外的镇上去参加全公社组织的期末统考。统考那天早上，母亲给我煮了两只鸡蛋，还给了两角钱供我在镇上吃午饭。考试地点在公社中心小学。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试卷是手刻油印的。那是我见到的课本以外最整洁的汉字。试题并不难，我几乎是一口气便做完了。中午在国营饭店吃了一碗面，花去一角二分，还剩下八分钱归自己。期末领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我语文、数学竟然都考了一百分，因此得了一张奖状、一支钢笔。回到家里，父亲迫不及待地把奖状贴在大门上，然后就要我用钢笔写几个字给他看。我拧开笔帽，写了半天也没写出一个字来。过了好久才知道，有了钢笔还需要墨水才能写字。

　　第二学期，其他同学的座位大多有所调整，而我依旧和晓晓同桌。这无疑令我喜出望外。我依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晓晓送给我的橡皮，没舍得用它一次。我的威信似乎越来越高，同学们几乎是一致选我当班长。每逢课堂上老师提出一些较困难的问题时，同学们便会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1979年六•一儿童节，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当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为我系上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红领巾时，我心头不觉掠过一丝隐隐的担忧，害怕自己的脖子会染上血迹。虽然那些年老师们成天教育我们要向黄继光、刘文学等英雄学习，时刻准备着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我心里还是有些怕死，甚至害怕看见红色的血迹。

　　可惜六•一刚过几天，我就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那天，杨晓晓兴奋地告诉我，她和妈妈很快就要走了。

　　“去哪儿？”

　　“当然是回达城啦！我妈说外公已经平反了。”

　　“你外公是坏人吗？”

　　“不，我外公是好人！我妈说外公就和刘少奇爷爷一样是被冤枉的。”

　　“那他们为你外公开追悼会了吗?”

　　“没有，我外公还没死呢。”

　　“那……”

　　我似乎还有问题要问，但大脑里突然一片空白。我知道对晓晓和杨老师来说，这肯定是好消息，可我的心头却有些怅然若失。

　　“那你们还会回来吗？”

　　“我也不知道……”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手里捏着晓晓送的橡皮，心里一直在想，晓晓就要走了，该送她一件什么礼物呢？走到家门口的山坡上时，夕阳下我看见成群的蜻蜓飞来飞去。就送一只蜻蜓给她吧！我阴郁的心情在金色夕阳的照耀下渐渐消散。费了好大劲儿，终于捉到了一只又红又大的蜻蜓。我小心翼翼地把蜻蜓夹在书里边，几天后就干了，但蜻蜓的样子未有任何改变，依然栩栩如生。一天上自习的时候，我故意让晓晓看见了那只蜻蜓。

　　“哇，好漂亮的红蜻蜓！”

　　“喜欢吗？”

　　“当然喜欢！”

　　“那就送给你啦。”

　　晓晓打开书本，像我那样小心翼翼地把蜻蜓夹好，然后朝我感激地笑了笑。那一刻我心里真是比吃了蜜还甜。

　　放暑假那天，我没有看见晓晓，只远远地看见杨老师一个人在寝室里收拾东西。我心头不觉一紧：杨老师真的要走了！

　　就这样，杨老师真的走了，带着晓晓和我的红蜻蜓走了，走向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走向了世界的另一端。达城——我所知道的第一座城市，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你就让我魂牵梦萦……

　　第二学期开学后，出现在讲台上的是一位近四十岁的男老师，姓俞。第一眼见到他，我便有些失望。俞老师牙齿黑黄，讲话时唾沫星子飞得老远。虽然他对学生的要求极严，但我听课时却远远没有以前那么用心了。我常常拿俞老师跟杨老师相比，愈比较便愈觉得俞老师不像老师。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关于杨老师的情景，懵懵懂懂之际，仿佛看见杨老师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开学的第二天，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早晨上语文，本来是我最喜欢的课，可我的注意力一点也不能集中，老是想着杨老师，恍恍惚惚之际，忽然听见俞老师点我的名字。糟糕，俞老师问的啥问题我一点儿也没听到！我磨磨蹭蹭地站起来，垂头看着书本，脑子里一片空白。沉默了大约半分钟之后，俞老师突然把书一扔，几步跨到我身边，一把揪住我的耳朵，拖到教室后面，让我立正，然后才开始教训我。我的眼前早已迷蒙一片，身体变得像木偶一样，没有了任何知觉。我的思绪在窗外飞，在空中飞，我看见世界已经坍塌，只剩下我的躯壳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那是我学生生涯中第一次遭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它成为我生命中又一深刻的烙印，每当想起它，我的左耳便会隐隐发烫。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愈来愈不能专心听讲。上课时双眼紧紧盯着俞老师却不知他讲了些什么。学校生活变得越来越孤独而恐慌，我像一只被拴住了脚的小鸟，想飞却怎么也挣不掉脚下那可恶的绳子。直到有一天，母亲看到我作业本上那一道道醒目的大红“×”。

　　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上学期还考双百分的儿子现在连作业也不会做了。她异常紧张地问我是怎么回事，眼睛里充满了愤怒与怀疑。我不理睬母亲，不想让她知道我的耻辱。母亲终于被我的沉默激怒了。她找来一根长长的枝条狠狠地抽在我的屁股上。我受不了剧烈的疼痛，一边抽泣，一边告诉了母亲俞老师打我一事。知道原因后，母亲松了一口气。她一个劲儿地骂我傻，说俞老师打你还不是为你好？老师就像父母，今天我打了你你也会记恨吗？我对母亲的话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相信了俞老师是为了我好。从此我的心头稍微有了些平衡，只是依然无法轻易抹去那道耻辱的痕迹。那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父亲和母亲给我讲了很多大道理，说农村的孩子除了读书便没有其他出路。父母不希望我跟他们一样，一辈子窝在农村与泥土打交道。那一刻我一下子想到了达城，想到了晓晓和杨老师。一股神圣的感觉从我心头升起，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到达城，像杨老师和晓晓那样生活。

　　几周之后，我终于渐渐适应了俞老师。虽然他的声音不像杨老师那样优美，但依然能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我作业本上的大红“×”渐渐少了，课堂上又能像以前那样从容地回答老师的问题。俞老师还是常常打人。每当看到其他同学受惩罚时，我心头不仅没有半点同情，反而感到了几丝平衡。不到半学期，班上大大小小的同学差不多都被俞老师收拾过了。

　　半期考试后不久，又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我突然怎么也找不见晓晓送给我的那块粉红色橡皮，一下子着急起来。我翻遍所有的衣兜，找遍书包的每一个角落，也没发现橡皮的踪影。最后我不得不报告俞老师，说有人偷了我的橡皮。我知道全班只有我有一块橡皮，好多同学都羡慕不已。俞老师简单地问了我几句，然后对着全班同学大声地说道：“谁拿了李心平同学的橡皮，请立即交上来！”班上一片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反应。俞老师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两遍，还是没有动静。我正绝望之际，忽然看见李建华哆嗦着站起来，拿出一块橡皮，战战兢兢地说：“我是在地上捡的。”我的眼睛一亮，粉红色的，正是晓晓送给我的那块！就在我暗自庆幸之际，却见俞老师一下子勃然大怒，两步跨上前去，一记耳光把李建华扇了一个趔趄，然后厉声质问他捡到东西为何不交给老师？李建华一下子哭了起来，辩解说他也不知道是谁的橡皮。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俞老师不由分说踢了李建华几脚，直把他踢得蹲了下去。我的心不由得急剧下沉，一股歉疚之情油然而生。

　　之后好几天，我都没敢和李建华说话。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掏出橡皮，鼓起自己全部的勇气对他说道：“这块橡皮就送给你吧！”李建华瞟了我一眼，不屑地说道：“我才不稀罕呢！”我自讨没趣，可心头从此却安然了许多。

　　时光荏苒，悄无声息，就像路旁的庄稼地，在不知不觉中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每天两个来回，我们活蹦乱跳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尽情享受每一分自由自在的时光。少年的心是宽容的，我们轻易地就把一切烦恼忧愁抛在脑后。就像庄稼懂得珍惜阳光和雨露，我们知道如何让快乐溶化自己。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家里的粮食正一天天丰富起来，我们不再面临饥饿的威胁。宛如庄稼享受肥料一样，我们尽情享受粮食，每天把肚皮撑得溜圆。一切都是那样生机勃勃，充满希望。在80年代崭新的阳光里，我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

　　转瞬间两年时光又过去了，我们已升至小学四年级。生产队里的几位大哥大姐已小学毕业回家务农去了。我个头最高，自然而然地成了独霸一方的孩子王。我们第九生产队目前共有十一名学生，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任总司令，刘兵任副总司令，李建华任军长。我们三人组成了最高领导层，保护并指挥着第九生产队的所有小学生。除了余小英七岁的弟弟和另外两个小女生外，其他人也都有个一官半职。我们的敌人是第七生产队的十四名小学生。他们由大队会计赵癞子的儿子赵卫东领导。我们与七队之间的仇恨是父辈结下的。我记得上学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我七队是我们的敌人。后来又听说若干年前，两个生产队的大人们曾因争抢插秧水而打过一架。反正不管怎样，我们与七队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在任何情况下，凡是他们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他们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无论在学校还是路上，双方都不许自己的人与对方说话，否则就视其为叛徒。在与七队的对峙中，我们稍稍处于劣势，因为我们不仅要少三个人，而且七队是我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低年级的同学落单时常常要遭到对方的袭击。一天余小英的弟弟回家晚了，书包被人扔进水渠还不敢去捡，直到第二天我们才帮他在一片臭水塘中找到，书和本子早已泡成了一团纸浆。但我们九队高年级的男生比七队的多，所以赵卫东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对抗或者冲突中，双方还一贯遵循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打人不能流血，得理不能告状。不知是谁定下了如此臭规矩，也许若干年前双方大人在争水打架前就定下了吧。

　　与七队的冲突一般每两三周发生一次。冲突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双方对骂，除了比嗓门大之外，还要比谁骂得精彩，骂得对方心痛。有一次我们当场就把赵卫东的堂姐给骂哭了。另一种是打泥仗。把润湿的泥土捏成大小不等的泥丸，当成子弹掷向对方，要掷得既远又准。时间一长，我们都练就了一手好本领，十米开外几乎能百发百中。那次余晓英的弟弟被人袭击之后，我们一直在酝酿一次报复计划，最终由我策划并指挥了一次完美无缺的行动。我们事先准备了大量的“子弹”装在书包里，丝毫不动声色，等七队学生走近时，突然发动袭击。七队毫无戒备，一下子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只得抱头鼠窜。

　　赵卫东的父母都是癞子，为了遮丑，长年戴着帽子。于是我们九队的学生常常齐声吼上一段顺口溜：“六月天，戴帽子，一定是个癞子！”有时女生吼前半句，男生吼后半句，那声势真可谓浩大！在我们老家还管癞子叫“18”，我不大清楚这名称的由来，大概是取只有“一根法”之意吧。所以在数学课上，如果答案出现了18或者36(癞子夫妻)时，我们便会抓住一切机会高声说出这些数字，那股兴奋劲儿简直无以复加。而赵卫东这时就会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满脸通红。那些已经毕业的大哥大姐还曾传授给我们两个专骂癞子的词语，“红光公社”和“稀毛大队”。有一次上数学课时，俞老师让我编一道应用题。我从容不迫地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道：“红光公社稀毛大队有18头公牛，18头母牛，每一对公牛和母牛都下了一头小牛，请问一共有多少头牛？”俞老师不仅丝毫没有发觉我的恶意，而且还连连夸奖我肯动脑筋，编得好！

　　小学几年中，与我最好的朋友还是李建华。李建华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每次考试都排在倒数几名。但他人很机灵，常常创造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玩法。他家里祖孙三代三口人：爷爷、父亲和他。自从农村粮食勉强够吃之后，李建华的父亲便开始酗酒，每天至少一斤白酒，一年中没过几天清醒的日子。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在为饥饿年代跟人贩子跑了的老婆而痛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看见李建华的父亲烂醉如泥地躺在庄稼地里。每当这时，李建华便会不言不语地走过去，扶起他的父亲回家。李建华的爷爷瞎了一只眼，据说是为了逃避抓壮丁而故意刺瞎的。他爷爷成天唠叨着，说他儿子没出息，连自己媳妇也看不住。邻居们都说李建华倒像他们家的媳妇，回到家里既要打猪草，又要侍候爷爷，还要照料父亲。但李建华依然很开朗。他常骂他妈妈不是人，到哪儿都得饿饭。他说他爷爷是英雄，为了不当兵敢把自己的一只眼睛刺瞎，比烈士还要勇敢。

　　我们常常跟着李建华干一些坏事。有一次他从卖粬子的徐爷爷家偷来一大把粬药，说用这可以制成很好的饮料。第二天放学后，我们悄悄溜进一片菜地，挑了两个大南瓜，用小刀在南瓜的肚脐处剜上一个小洞，往洞里撒上一把粬粉，再用棍子把瓜瓤搅拌几下，然后把洞口封上。南瓜看上去完整无缺，不露丝毫破绽。瓜瓤在粬药的作用下很快发酵。两三天过后，把南瓜肚脐处的小片揭开，插入一根茎管，便可喝到鲜美无比的饮料了。喝完之后，依旧把洞口封上，南瓜看上去依旧完好如初。但过不了几天，瓜肉便会由里而外慢慢腐烂，而主人却丝毫不知其中的原因。

　　在上学的路旁有一棵老油桐树，树干已空，根部露出一碗口粗的洞。一天李建华带领我们在树洞里烧了一大捆枯枝，然后用稀泥将洞口封起来，再用棍子捅两个小孔通气，以保证里面的炭火经久不息。一缕青烟从油桐树分枝处的树孔里缓缓冒出，持续燃烧了好几天。只是到了第二年，我们再也没看到满树鲜艳的油桐花。

　　更有趣的是逗狗。那时农村的狗很多，遇见生人便追上来，汪汪地叫个不停。这时只要朝狗扔一块石头，它准保去衔。一次，我们生了一堆火，把几颗拳头大的油桐烧得滚烫，再由李建华去逗狗。果然，好几条狗都狂吠着追了过来。我们瞅准时机把油桐朝它们扔去。狗们争先恐后冲上去，猛地一口咬住。滚烫的油桐一下粘在它们的牙齿上，怎么也甩不掉，直疼得一群狗嗷嗷大叫。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一贯擅长收拾狗的李建华，最终却被狗收拾了一次。那天早晨，我和李建华一块儿上学。突然，李建华兴奋地叫了起来，

　　“快看，狗连裆！”

　　我朝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在不远处的田埂上，一只黄狗正趴在一只灰狗的背上交配。李建华几下折断一根树枝，捡起几块石头，飞快地朝两条狗冲去。黄狗慌忙从灰狗身上滑下，但尾部却依然和灰狗紧紧连在一起，彼此都不能脱身。两只狗痛苦地嚎叫着，向着不同的方向拼命挣扎，怎么也不能分开。李建华越逼越近，先后有几块石头狠狠地砸在了两只狗身上。正当他举着木棍准备狠击时，没想到两只狗突然分开。只见黄狗箭一般从李建华身边窜过，顺势撕了他腿肚子一口。眨眼功夫，两只狗已跑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李建华痛苦地斜躺在田埂上。待我匆匆跑上前去，只见他双手捂住左小腿，嘴角使劲儿往脸上扯。我掰开他双手一看，不觉吓了一大跳。一道长长的血口子在他腿上裂开，仿佛一张大嘴。我放下书包，背起他就朝学校旁边的大队医疗中心跑去。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时，赤脚医生吴麻子正好在。他看了看流血不止的伤口，问道：

　　“怎么伤的？”

　　“被狗咬的！”

　　“谁家的狗这么厉害？”

　　“是……一条野狗！”

　　“难怪，我还从没见过谁被狗咬得这么厉害。”

　　那天，吴麻子在李建华的腿上逢了整整十针。

　　事后，俞老师在全班表扬了我助人为乐的精神，还反复提醒大家上学放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要严防野狗。

　　多年以后，每当看到电视里播出《动物世界》时，我总是想起在田埂上交配的那两只狗，想起李建华。他腿上的伤疤肯定还在，就像吴麻子那张坑洼不平的脸，再也不能完好如初。

　　李建华被狗咬之后就再也没有到过学校。从此我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时光如流水，不知不觉地流淌。世界就像连绵不断的庄稼地，看似平静，实则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转眼间，五年的小学时光已所剩无几，十二岁的我忽然感到了一丝丝空虚。我不知道那空虚源自何处，就像黑夜里我总是找不着方向一样。农民的庄稼一年好似一年，广播里每天都是全国各地丰收的好消息。俞老师依然凶狠，却无法阻止我们一年年长高。阳光和粮食洒满我们穿过的岁月的阡陌，为我们的童年镀上一层闪亮的金色。然而，就像不会有永远蔚蓝的天空一样，生活中也不会只有幸福与欢乐。我心中一天天滋长的空虚与寂寞仿佛一层层阴云，悄悄把我引向了人生的另一个季节——也许，那应该叫作雨季，莫名的寂寞与惆怅恰似丝丝细雨，绵延不断，挥之不去。长大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情感经历中，我都被告知太早熟了。每逢此时，我总是想起十二岁的那个雨天，那个下雨的黄昏。那是我生命中一个印象深刻的小站。从那里开始，我真正告别了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步入了多愁善感的另一个人生季节。

　　那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田里的小麦刚刚收割完毕，留下满地的麦茬，发出一阵阵醉人的麦香。忽然，阴沉的天空掠过几道闪电，接着就是一阵瓢泼大雨。我赶紧跑起来，但刚跑几十米，身上就被浇了个透。豆大的雨点有力地砸在我的脸上，隐隐作痛。我干脆放慢脚步，只把书包夹在腋下，尽量不让书本被打湿。不一会儿，雨变小了，西天的云层里还透出几道霞光。我捋了捋额前的湿发，不紧不慢地走在凉丝丝的雨中。就在我刚刚从田间小道拐上马路之际，忽然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人影，和我一样没带任何雨具。那人影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渐渐看清那是一个女孩，约十六七岁。水淋淋的长发垂在她的双肩，薄薄的衣衫早已湿透，紧紧粘在她的身上。我的目光一下子凝固了——一位青春少女那奇妙无比的身体轮廓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一道闪电突然在我面前炸开，令我不知所措。我只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喉咙也干得发紧，几乎就要晕眩过去。她继续朝我走来，迎着我的目光毫不掩饰地朝我走来。我看见她高高隆起的乳房，像一道波浪一步一颤，呼之欲出。我的目光宛如两把钩子紧紧抓住她的乳房，怎么也无法移开。就在她与我擦肩而过的瞬间，我的目光穿过她透明的衣衫看清了她的整个胸部：浑圆而挺拔的乳房顶端是两粒紫色的乳头，两只乳房之间有一道浅浅的乳沟……仿佛作贼一般，我大气不敢出，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她似乎对我毫不在意，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我赶紧回过头去。她的背影依旧迷人，纤细的腰身，曲线分明的臀部，裤脚高高挽起，露出白生生的小腿，仿佛浑身上下每一处都是她胸前那对乳房的绝妙延伸……

　　就是在那个下雨的黄昏，我第一次看见了少女的乳房，摄人心魄的乳房。许多年后，我的眼前依然常常晃动着那对美丽的乳房。正是那对乳房，启迪了我性别意识的最初觉醒，让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男人和女人是不相同的。我想起了双胞胎姐妹看我撒尿的情景，就像她们对我的小鸡鸡好奇一样，从那个下雨的黄昏开始，我对女人的乳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目光总喜欢在女人的胸部扫来扫去，且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去揣摩它们的形状，似乎不认真地看看她的乳房，就不足以断定她是一个女人，以至到后来便落下了个好色的罪名。对此我毫无办法，因为我对女人的认识是从乳房开始的。

　　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一对洁白而挺拔的乳房，时近时远，若即若离。恍惚之间，我的双手仿佛已触到那片温暖而富于弹性的肌肤，感觉到了掌心那一丝丝充盈的颤动。我的身体一点点鲜活起来，生动起来……我的手已不能自持，我驾驭着自己的身体在黑夜里慢慢飘起来，飘起来，像羽毛一样轻盈，像空气一样透明，向着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飞去，飞去……当欢乐像春水一样缓缓蓄满我的身体，最后终于决堤之时，我感觉到了来自欢乐极限和黑暗深处的一丝丝恐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夜我对自己十二岁的身体充满了疑惧和恐慌。

　　从此，我开始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界。我眼中的世界不再是浑然统一的整体，而是一分为二：男人和女人。性意识的觉醒把我抛入了孤独无边的荒原，小小年纪的我像猎人一样执著地守候着自己日思夜想的另一半。每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把大半时间都消磨在那一小段马路上，期待着与她的重逢。果然，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我又遇见了她。她身体的曲线不再暴露无遗，只是隐约显出一些轮廓。但当我的目光再次触及她的胸部时，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雨天里那一对挺拔的乳房。再次与她擦肩而过之际，我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气息。那是雨天里未曾闻到的气息。我毫不犹豫地认定那是她乳房发出的气息，就像春天的气息一定来自娇艳的花朵。那股气息包围着我，几天也不曾散去，直到我在无助的孤独中等到她的又一次出现……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余小英口中得知，她竟然是赵卫东的姐姐，名叫赵卫青，在镇上念高中。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丑陋的赵癞子夫妇竟会生出如此漂亮的女儿。我心头不觉有些失落。从此想起她时，赵癞子那泛着红光的头皮难免会相伴映入我的脑海。可我依然无法阻止自己一次次地回忆起那个下雨的黄昏，回忆起雨中见到的每一幕情景。她的面容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那对乳房在我的记忆中却永远鲜活，呼之欲出……

　　生活中不会有永恒的痛苦或者欢乐，日子不会永远一成不变。当我们沉溺于某些事件不能自拔时，总会有另一些事件发生，将我们带离偏执或迷误，去经历新的生命历程。所有的欢乐和痛苦都将成为人生的背景。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的经历，每一次新的事件都在为生命写入新的内容。1983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一起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却在我的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那天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死亡。那是个闷热难当的中午，我约李建华一块儿到河里洗澡。李建华的瞎子爷爷摇着蒲扇对我们说，这两天河里有鬼，要死人啦！那几天我刚刚学会浮水，对水有着一股特殊的依恋，所以丝毫没有在意他的疯话。我和李建华穿过热气腾腾的稻田和几块高粱地，来到我们一贯下水的地方。忽然，我们看见不远处的树荫下放着两件衣服，一白一黑，格外显眼，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我立即想起了瞎子爷爷的话，心头不觉掠过一丝恐惧，周围的空气也一下子凝固起来。我和李建华战战兢兢地走向那片树荫，渐渐看清那黑的是一条短裤，白的是一件背心。我又朝四周看了看，依旧没有一个人影。正狐疑之际，李建华突然大叫一声“爹”，接着就疯狂地哭喊着“救命”……乡亲们很快赶到，把李建华的父亲捞上了岸，结果早就断气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嘴微微张开，仿佛正仰脖而饮的样子。据酒坊的人说，一个多小时前，他一口气喝下了大约两斤不要钱的白酒。

　　那个中午的阳光特别毒，空气仿佛火焰在燃烧，人们就像幽灵一样在火焰里穿梭。我一会儿看看李建华的爹，一会儿看看在他身边忙碌的人群，想找出死人与活人到底有何区别。观察了半天，我终于发现，死去的人很宁静，而活着的人都很慌乱。我从死人那安详的表情中隐约感觉到，死亡也许并不可怕。李建华哭了半天之后就再也不出声了。他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大人，在别人的吩咐之下有条不紊地忙了起来。由于天气太热，当天夜里他的父亲就被裹在一张竹席里埋掉了。第二天早晨，从老远的地方就可以望见一个崭新的坟堆。李瞎子在儿子死后似乎有些异常。他逢人便说四十年前他不该把眼睛刺瞎，那样他就可以在战场上当炮灰，免得今日活着遭罪。他说眼睛是有灵魂的，那只瞎眼冤魂未散，至今还缠着他。他说自己的瞎眼能前看三百年，后看三百年，还能看见活人的灵魂。他说李建华也活不久了，他看见孙子的灵魂已飞走了一半。

　　李瞎子的话并未引起村人的多少注意。人们依旧像往常一样，早睡早起，种地吃饭，该吵架时就吵上一阵。偶尔也有人与李瞎子玩笑两句，称他“李半仙”，问他晚上是否去阴间和老婆睡觉。渐渐的，人们发现李瞎子不知啥时也饮起酒来。他把酒葫芦用绳子拴起，挂在胸前，在田间转悠的时候间或仰起脖子喝上一口，那样子像极了他死去的儿子。李建华开始频繁地出没于田间地头。他的皮肤很快黑了起来，脸膛和双肩泛着一层黝黑的光芒。与我同龄的小伙伴就这样承担起了自己和爷爷的生活。

　　小学毕业的前夕，我们九队与七队之间又在酝酿一次大规模的冲突。这似乎已成例行公事，每届学生毕业时都要组织一次，仿佛告别赛一般。自从李建华辍学之后，我的兴致渐低。特别是认识赵卫青以来，我心头好像不再对赵卫东怀有刻骨的仇恨。我不知道赵卫青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也许对男人来说，女人的力量永远不可理喻。甚至在课堂上，只要看见赵卫东，我就会想起他的姐姐，想起雨中那一对轮廓分明的乳房。就在我懒心无肠之际，双方的对抗却一天天紧张起来。迫于形势，刘兵很快取代了我的位置，每天召集几个关键人物商讨方案。就在我方紧锣密鼓地筹划双方约定的周末决战时，赵卫东却率领他的部下提前向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手法和上次我们袭击他们时几乎一模一样。我方毫无还手之力，只得狼狈逃窜，好不容易才摆脱他们的追击。那天我方每人至少挨了五颗“子弹”，有人头上还鼓起了包。最后我们终于汇集到一座小山丘上。在清点人员之后，大家重新振作起来，最后对着赵卫东的家门齐声高喊自编的顺口溜：两口子，是癞子，出门莫忘戴帽子；两口子，是癞子，出门莫忘戴帽子……我们声嘶力竭，一连喊了几十遍也不见任何回应，便觉没劲儿，声音也渐渐低了下来。突然，我大声地冒出了一句：“赵卫青，我婆娘！”其他人先是一愣，接着便兴奋起来，男的女的都跟着我一起高喊：“赵卫青，我婆娘，赵卫青，我婆娘……”我们越喊越兴奋，内容也由“赵卫青我婆娘”变成了“赵卫青和我睡觉”，甚至更加不堪入耳的赤裸裸的男女之事……我每喊一次，便觉有一股暖流从双腿间流过，以至于那地方竟一点点生动昂扬起来。正当我们得意忘形之际，忽见赵卫东的母亲提一把菜刀冲了出来，说是要把我们这群短命鬼的鸡鸡给割掉。我们望风而逃，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回到九队我方的领地。她哪里追赶得上！

　　就这样，在一片充满性幻想的叫骂声中，我的小学生活匆匆结束了。时间总是让人尴尬。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总觉得遥遥无期；而一旦回首过去，却发现时间又是如此的仓促。五年来我长高了许多，记忆也丰富了许多。还记得杨晓晓吗？她是我小学生活的开始，是我最闪亮的记忆之一。那块粉红色的橡皮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可我依旧没舍得用过它一次。晓晓，我送给你的红蜻蜓还完好如初吗？你会像我常常想起你一样常常想起我吗？遥远的时空一点点淡化记忆中你的形象，但越来越模糊的你却凝聚了我所能理解的一切纯洁与美好。哦，晓晓，达城离我有多远？你在远方还好吗？

　　偶尔想起晓晓的时候，我的心里便会蓄满难以排遣的失落。想起晓晓我就会怀疑眼前的生活，怀疑周遭的一切。我久久凝望远方的天空，想象着远方的人们，他们也像我一样活着吗？晓晓，你在他们中间孤独吗？还记得你妈妈教我们唱的那首童谣吗？

　　晚霞中的红蜻蜓，

　　请你告诉我，

　　童年时候遇到你，

　　那是哪一天？

　　背起竹篮来到山岗，

　　来到小河边，

　　停歇在那竹竿尖上，

　　是那红蜻蜓。

　　晚霞中的红蜻蜓，

　　请你告诉我，

　　童年时候遇到你，

　　那是哪一天？

　　……

　　我在心里悄悄地唱起这首歌，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仍不停息……

　　然而每当夜晚来临，独自躺在床上时，我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个人，一个女人——赵卫青。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她身体的轮廓，浮现出那一对呼之欲出的乳房，那一双洁白如玉的小腿。每逢这时，我便无法自控，无法抵挡那烈火一样升腾的冲动。我无法阻止自己一步步迈向深渊，并且越陷越深。万般绝望之际，我只得一遍遍诅咒赵卫青那充满诱惑的身体。它就像魔鬼一样，引着我在无边的黑暗中愈走愈远……

　　我关于小学的记忆被一分为二，一端留给晓晓，另一端留给赵卫青。在她们之间，还有我众多的小伙伴。关于俞老师的记忆并不鲜明，似乎绝大部分都是打人的片断。可是在我填过的一张又一张履历表上，俞老师却成了我唯一的证明人。我对此常常不能理解，感觉自己丰富多彩的生命被粗暴而武断地简化，仿佛一个作长途旅行的人只被允许记住站名，而不许观赏窗外的风景。今年六月，我因申报职称又一次填写履历表，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那些空洞无物的文字：

　　李心平，男，生于1971年，四川宕渠人。

　　1978•9——1983•7，在宕渠县青石公社四大队小学念书。证明人，俞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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