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洪金

　　我的村庄在忧伤的黄昏里叙述

　　田野里的庄稼一年又一年地生长起来，有时候，那些茂密的枝叶和缨须，会在盛夏即将结束的时刻，遮住了我们村庄东边靠近庄稼地浅浅的天空。一所崭新的而破烂的房屋，在高高的玉米林中间，渐渐地消失了。人们在这时候也往往会渐渐在彻底忘记一个人和他一生艰辛之间最大的失败之作。那一幢房子的基础是用石头垒起来的，由于靠近河边，为了防止洪水的侵袭，基础足有两米多高，而正是这高高的基础，反而降低了房屋的稳定性，这幢房子刚建起来的时候，就成为危房了，没有人敢进去居住。

　　当夜色到来，树梢上开始的风在尖尖的刺头上走动，发出呜呜的声音，就像一阵伤心的恸哭，哭声就被风声给掩盖住了，让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界。那个人住在我们村子里，深深地嵌进我们村子的历史。有时候，我独自一人的时刻我会想，如果我们村子里没有他，我们的村子应该是不完整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但是，我也承认，自从我在十多年前离开发我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村子，在离它不远的县城里工作、娶妻、生子，我很少回到那个村子里去。那个人，如果不是我妹妹进城来，无意中告诉关于他的情况，我会真的彻底把他给忘记了，并且随着我离开我父亲的村子越来越远，我将再也不会把他给回想起来。

　　说起来，我应该叫他伯父(按照我们村里的习惯，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大爹”)。听我父亲以前跟我提起过，他和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都是那种长了一身蛮力气，把所有的生活、痛苦、荣耀、命运都扛在自己肩膀上的那一类人。当初，我父亲带着那富农儿子的身份来到我们村子里，成为我母亲的丈夫的时候，近村里的规矩，他和我母亲那一族，应该有一层很淡的亲戚关系。他和我父亲有着好像是相同的情景，都是在族里不被看重，甚至被人歧视的那几家人。因为他们俩都喜欢到外面去闯荡，而不是像村子里绝大多数男子一样，依靠着在村子里正统嫡系的身份欺压别人，所以他俩总会在周围山里的某个地方找到活做，让孩子们经常见不到自己的父亲而更加被村子里那些父母们嘴巴和心灵都很零碎的孩子欺侮。等我稍稍长大一些，正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开始给我讲他们在外面干活的情景。

　　他们在山路上、峡谷里、山崖间、松林中穿着早已被路上的石头磨烂了的草鞋，走到一个山梁上，在一丛茂密的栗树林里的一汪泉水中埋下头去，牛饮一样喝饱了山泉水后，坐在一块一个房间一样大的山石下面，从装马料的布包里拿出早已冰冷如石块米饭团，虎狼一样哽下去，马上向着已经前去的马匹赶去。马背上经常变换着玉米、土豆、高粱等让他们的猪一样在村子附近的田野里爬着跑着的孩子心里充满了渴望的食物，而他们的肩膀上，同样经常重重地压着那些东西。在家里，我们守候着的时光总是过得很慢，当夜色一次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坐在院子里，把对父亲的盼望带到深夜的梦里去。父亲和他的回归，总是在我们被煤油灯照耀着的梦境旁边路过，没有惊醒我们。等到我们在安静的梦里醒来，他们又已经把身影和目光投向那些不知名的土地上，让我们在那些日子里继续思念，继续饥饿，继续被村里的孩子们欺侮。

　　他和我的父亲在村子外面披星戴月地劳碌的日子，渐渐地给他们带来了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尊严。在集体生产分配的那一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家的家境竟然被他们用肩膀硬生生地扛出一段远远超过那些正统嫡系家要温饱的生活来。于是，那些人开始涎脸来到我家，来找我母亲借米去度日。那些正统嫡系们，有的人家到现在都还欠着我们家那时候借出去的米或面粉。我母亲在集体化生产生活的末尾几年，开始渐渐地满足了远远地超出了四邻们生活水平的境况，父亲和他已经开始塑造他们生命中最值得去奋斗的一件事。在我们的村子里，那些正统嫡系们几家人挤在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仅有的几间房屋，并且为了那原本就十分狭窄的空间，不顾正统嫡系们的脸面，撕破脸皮争得鸡飞狗跳的时候，他和父亲赶着从生产队里借来的马匹，继续向着山里的村落里风餐露宿地来来往往。

　　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和父亲就起床，踩在正统嫡系们的鼾声里，踏着半坡上厚厚的寒霜，向山里走去。在山村里，他们向村落里的彝族或者傈僳族的乡亲们手里买好的建筑房屋的木材，人扛着，马驮着，成年累月地在那血脉一样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跋涉。我父亲跟我说过，他们到山里买木料的日子，一幢房子所需要的木材都是从他们的肩膀和马背上运到家里来的。特别是房子厅堂和厦间那十一根柱子，只有他们才想出了那至今让人难忘的方式，他们让马驮住柱子的一头，然后用自己的肩膀扛住另一头，一步一步不停息地走几十里路，搬到家里来。一路上，除了累，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实在不行的时候，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核桃大小的一块红糖，啃一口，就着口水咽下去，心里想着：“每走出去一步，就离家近了一步”。他们总是穿着破旧的草鞋，乱蓬蓬的头发里落满了山风吹起来的灰尘，汗水无数次浸湿了他们破烂的衣服，一层白花花的盐粒铺在衣领和肩背之间的布面上，让那些村里人看到他们感觉像是两个叫花子，而看到我们家渐渐好转过来的家境，又心有不甘。他们俩在山路上的行程，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艰辛。在父亲用自己的汗水建起来的家里，我家有宽敞的院子、茂盛的菜地、飞翔的鸽群、摇晃的香肠、响亮的鞭炮。他与我父亲一齐没日没夜地辛苦了五、六年，也建起了一所房子，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在当时，那可是有些人家几代人的梦想呵。

　　我的父亲与他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象我父亲一样把我们的学习和成长当成一件事，认真的来看待。我从小就可经在父亲的床头上找到一些繁体字的书籍。他把他的六七个孩子都赶到田野里去，追随着他年复一年地走过来的路程。我从来都不会忘记他的那一群儿女，在清晨的雾气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就在腰间挎了一个竹篓，顺着村子外面的那些沟渠，在水里寻找着隐藏得像谜语一样的泥鳅，然后带到街上去卖。秋收过后的那几天，他那些大大小小的儿女们会在田埂上捉在我们家乡叫做谷雀子的蚱蜢类昆虫，也拿到街上去卖。

　　在他们起早贪黑地在田野里忙碌着的时候，我慢慢地从小学进入初中，再从初中进入高中，最后从高中进入一所师专，成了一个老师。他的那些孩子们也渐渐在成了家，把房子建在他建起来的房子周围。他和我父亲用肩膀扛木材建起来的房子里，最后只剩下了他的小儿子和他的老妻子。就在这时候，他人生的太阳已经向西偏斜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件，让我们渐渐地发现了他最终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当他的儿女们一个个都跟他分开过日子去了，他名下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他的牲畜还是像从前一样多，于是他就带着他的老妻子在属于我们村子的山里开垦了一些荒地，赶着他众多的牲畜，开始了他的山里的生活。

　　在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我们村子里的某一个人告诉他，说他的老妻子和某个男人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于是，一向都是直肠子的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老妻子吊起来，狠狠地毒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奄奄一息的老妻子从那以后，身体开始迅速地衰退，不到一年时间，他的老妻子双目失明，整天只能坐在家里，等到死亡的到来。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全村人都知道了他毒打老妻子的事情，都在私下里议论着，但是谁也没有在他的面前表现出来。直到他那在我们村唠叨出了名的老妻子最后死去。

　　他的妻子终于死去以后，他的小儿子也结婚了。在他大儿子的帮助下，小儿子买了一辆拖拉机，在外面跑运输，他在将近七十岁的时候，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当然，在他的身边，与他形影不离的，还有那些牛、马、骡子、驴、猪、鸡等畜禽，总数不低于三十。在他孤独的生活中，他的房子附近，还住他的第二个儿子，一个比女人还要嘴唠叨的脚有些跛的男人。

　　当儿女们一个个离他而去，仅仅能看到的一个儿子，带着浓浓的泼妇性格，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少安慰。他的身边只有一些不会说话的畜禽们，用饥饿和叫声，给他带来连绵不绝的劳碌。有时候，他的二儿子也会用那独特的方式，改变他寂寞的晚年生活。一天上午，他从田地里割草回来，发现他二儿子用祖传的凶狠，毒打他的幼小的孙子，他对儿子说：别那样打孩子，打坏了，还是要自己给花钱去医治。他二儿子秉承了母亲唠叨的传统，并且发扬光大了，马上把话头接过来，用我们村里最无情、最毒辣的话语开始了对父亲的咒骂。他历来嘴拙，无论是讲理还是对骂，根本无法与儿子对答，就只好伤心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吃中午饭，睡了。他那二儿子一边在自己的屋里咒骂着父亲，一边做饭，吃完了饭，咒骂着去睡午觉。不巧的是，骂了半天也睡不着，索性起来，站在父亲的床前，放开了继续咒骂。

　　有人说，他二儿子那样咒骂他，是因为他老妻子的阴魂不散。村里人说的那些话，谁也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他在村子里很孤独。

　　我真的特别想在这里就结束我的叙述。

　　就在这时候，我妹妹再一次到城里来，她跟我说起一件她亲眼所见的关于他的事。那是去年的冬天，我妹妹在我家的田地里给蚕豆苗浇水，那些天，她一个人坐在田埂上一边织着毛衣，等着水从沟渠里流进我家的地里，把那一块土地泡一遍。时候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时刻，余晖血一样照着我们那个寂静的村庄边上的田野。这时候，她看见村子里缓缓地拉出来一架牛车。整个田野里只有风声在耳边隐隐呜咽着，牛车渐渐地在我妹妹的眼里清晰起来，就是他和他的牛车。

　　那架牛车上，躺着一匹马，死马。那是陪他走南闯北多年的一匹老马，听说，那一匹老马吃了毒药，不知被谁毒死了。如今，它再也没有了力气，静静在躺在牛车上，四个黑色的蹄子上面还粘着枯黄的稻草。死了的老马由那头平时一起出去吃草饮水的水牛拉着，往村子外面的河边走去。他坐在牛车上，在死去的老马的旁边，静静地坐着，嘴里叼着被旱烟烧得漆黑的烟杆，目光里什么也没有。他偶尔吸一下烟杆，过后便会有深蓝色的烟雾从他的嘴里冒出来，升到黄昏的空气里，被快要落山的夕阳惨淡地照着，在我们村子那一条弯弯曲曲的村道上空弥漫开来。那一架牛车是他的，牛是他的，死了的马也是他的，只是，他的黄昏里坐在牛车上，把死去了的老马的尸体拉到村外的河里去，谁出没有在意到他在村道上缓慢的行走。

　　我知道，我们村子外面那一条河流，与其它河流不同的是，它的流向是向着西方的，我们村子远远的西方，就是金沙江，而金沙江在那里，也是向着南方流淌着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村子里的事物，它环抱着那些零散的房屋，让一些人在里面悲喜、回忆、落泪、呼喊，十多年了，我很少回到那里去，它也不是很在意。

　　流浪歌手在广场上唱歌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散步，我发现广场上有一群人围着一片音乐在倾听。

　　人们不断地向着那响亮地唱着的歌声走去，广场显得人影纷乱。那歌声在广场边上向着一片楼群弥漫着，仿佛一阵忧伤的召唤，让种种好奇像荒草一样疯狂地生长起来，把一块空地围绕着，在低低的人声里，倾听一个声音在嘹亮地歌唱。我知道，那里肯定是一些流浪的歌手，肩上扛着生活和四处奔波的命运，用歌声在别人散步的时光里寻找食物和水。随着不断涌过去的脚步，我在晚饭后和住在一起的同行们不经意地走向广场，无意中听到了流浪歌手的歌声，这也许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缘分。

　　在我的西部，在我的云南，人们随处都会听到一个名叫容宗尔甲的藏族歌手唱的歌曲《神奇的九寨》。在广场上，我们听到的还是这首歌：“哦，神奇的九寨，哦，人间的天堂，”歌声不停地吟唱着一个人间天堂的美景及其生活着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只是唱歌的人，在我们的注视里，很显然不是那么幸福。

　　在那酷似容宗尔甲的歌声里，我们看到两个外地来的流浪歌手，被人们围绕着，唱着流行歌曲。一个戴着旧迷彩军帽的三十多岁的人，抱着一把电吉它，腰间挎着一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认真地唱着那一首响遍了西南地区的流行歌曲。每唱完一首歌，他都会说：“各位朋友，我们这里选了将近六百首歌，欢迎大家点歌，希望我的歌声能给你们带来快乐。祝大家在马年行好运，羊年发大财”。这时候，早已是2003年，已经不再是马年月了，但是，也许他们已经在歌唱之余习惯了说马年，依然把马年行好运说得很顺口。

　　广场上的灯光渐渐地照透了夜色，桔黄色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显得那平静地唱着歌的脸庞更加苍老。他们背靠着广场边上车流繁忙的公路，向着广场中央站着。广场上的灯光很充分地照在他的脸上，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迷彩军帽下面，不断地眨动着的是一双失明的眼睛。

　　那双眼睛，早已看不到他身边的世界，看不到一群人围绕在他们的身边，低低地说着话，在车流声中站在广场上，倾听着他们在流浪的途中唱起一首向往着美好生活的歌曲，看不到那些听他们唱歌的人，有的随意的挽着情侣，乘着人们不注意，悄悄地吻了一下对方的脸庞，有的手里牵着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边听着他们唱歌，一边关注着孩子稚嫩的脚步。流浪歌手每一首歌都会引起人们的赞叹，于是便有人从口袋里掏出零钱，放进他们敞开着装在地上的吉它盒里。

　　夜色中的灯光越来越明亮，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群也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广场上的人为什么会在流浪歌手的身边越聚越多。当时光已经流进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的时候，我们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电视屏幕的存在。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屏幕上，歌声总会很精致、很动听地传到我们的耳边来，甚至于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里，总也不缺少风格各异的音乐，其目的就是要施展出尽可能吸引人的手段，让你在那些音乐中头昏脑胀地跟着屏幕上那些口号无所适从地走。而那些各种场合的晚会，他们也会安排出尽量庞大的阵容，男的声嘶力竭，女的袒胸露臂，在灯光闪烁中舞动着，告诉你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正在花一样绽开。

　　然而，在一个小小的广场上，两个流浪歌手，带着简单的乐器，站在广场边沿唱着别人的歌，竟然也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在晚饭后的夜色里，站着听他们唱歌。

　　失明的歌者，每当他要唱下一首歌的时候，他都会轻轻地咳嗽，只是他站在那个靠近了他的嘴唇的麦克风旁边，他轻微的咳嗽声，也通过麦克风传出来。人们在这咳嗽的声音里，也知道了刚才听到的动听的歌声就是他亲自唱的，并不是报纸上连篇累赎地报道着的那些明星们所擅长的所谓“假唱”。失明的歌手一直在唱着，平静的神色，似乎已经忘记了他对世界的山高水长的经历，忘记了对花红柳绿的渴望，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时刻都是黑暗，他只能通过清瘦的脸庞来感受阳光的冷暖、雨水的吹打、道路的曲折、故乡的遥远和零钱的杂乱。

　　他的平静的歌唱，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失明的人，用自己的歌声通过麦克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对生存的祈望。在他们的吉它盒旁边，放了两个残疾征明，那些黑色的隶体字，告诉所有围绕着他们听歌的人们，他们来自某个不知名的村庄。从那里出发，他们走了许多路，肩上扛着风雨里的生活，把歌声送到了一个个异乡，使人们的吃了晚饭后，停住了散步时的心情，听他转述容宗尔甲对人间天堂的赞美，从而点缀盛世里的人们饱暖的生活。

　　人们纷纷从钱包里拿出一块两块的钱来，证明他们对两个流浪歌手的歌声的肯定。为了不惊动歌声的悠扬，他们都踮起脚跟，轻轻地走到吉它盒旁边，轻轻地把钱放进去，然后悄悄地走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站在那里听他们唱歌。几个带着孩子来听歌的人，拿了钱，让身边的孩子去放钱，孩子们一个个都很兴奋，放好钱回来的时候，脸庞红扑扑的，看上去很新奇，又很幸福。有一个孩子，看到小朋友们一个个手里拿着钱走向那吉它盒，她也忍不住拿了父亲的电话卡，要跑去往吉它盒里放，她母亲赶紧把她拉回来，告诉她电话卡不是钱，不能用。听歌的人们笑声一片。

　　失明的流浪歌手唱完了一轮，坐在他身边铁椅子上的另一个流浪歌手开始上场。他的个子很矮，大概只有一米三四的程度。他拿出另一只麦克风，走向空地中央，向着围绕着听歌的人们深深地鞠躬，然后开始在失明歌手的吉它伴奏下唱起来。广场上的灯光照耀着他矮小的身材，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他异常地突出的光光的前额，那额头让人只要看一眼就会马上想起我们在乡村里经常看到的寿星的前额，也许他在身体上的问题就出在那里吧。他上场的时候，听歌的人们继续向吉它盒里放钱，这时候，每一个人放了钱，他都会在唱完一句之后，及时地道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姐”、“谢谢小朋友”……他一身黑色的衣服，在人们奇异的关注里唱着“有钱时朋友实在多，没钱时朋友找不着”，在灰谐的歌声里，人们发现他的歌声不如失明歌手唱得好，于是更多的就去注意他那突起的额头和矮小的身材。

　　这一切，他显然已经看觉察到了，也许在别处唱歌的时候，别处的人们早就有过这种情形了。他们的流浪生活，必须在给人们唱歌的时候，也要接受人们对他们畸形身体的好奇性关注。失明的流浪歌手依然不断地眨动着他失明的双眼，熟练地拨动着那把黑色的电吉它的弦，站在他的固定的麦克风后面，平静的伴奏，没有人能够看到他的内心世界。

　　歌声一直在唱响，当身材矮小的流浪歌手唱完了，失明的流浪歌手又开始唱他所擅长的容宗尔甲的《神奇的九寨》。人们还在围绕着他们倾听。身材矮小的歌手回到铁椅子上休息了一分钟，就站起来，走到围绕的人群里，向听歌的人们讨钱。有人掏出钱包给他钱，有人在这时候悄悄地离去。

　　歌者

　　牵牛花开的时候，我回到我的老家。那个竹林掩映的地方，在夏天的阳光炽热的照耀下，不停地有笋叶从竹枝之间落下来。它们在那茂密的林子里的下坠，发出沙沙的声音，让我想起童年，以及那些在竹林里玩耍的时光。我路过竹林的时候，看见一个身影，在竹林背后，一晃是一晃的，然后就很快地消失了。等我停下了脚步，仔细地辨认，才发现，那就是我曾经无数回听他唱我们滇西北特有的民间小调的人。在竹林背后，我沉默地佝偻着腰，沿着伸向村外的稻田的窄窄的田埂，悄悄地走出去。

　　那是我曾经敬重过、甚至崇拜过的村人，我们村里独有的歌者。

　　我对他的了解，首先是从他给我们唱的民谣开始。在滇西北，我的家乡，那是一个流浪的路途经过的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条路，不知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我的家乡，然后再延伸出去，向南，经过丽江、大理、保山，出缅甸，到印度，向北，经中甸，过德钦，入四川，沿昌都，上西藏。年年岁岁的茶叶、布匹、铁具、瓷器、丝绸就从这条血脉一样的道路上经过我的家乡，运出去，然后再运回了玉器、香料、佛经、玻璃等，源源不断的马帮，年复一年地从我的家乡经过，村里也自然有人，随了这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风吹雨打中离去，在雪雨霜风里回来。我只有从地图上粗略地看过那一条条漫长的路，其间横亘着高山峡谷，瘴烟毒雾，在我的家乡，如今，谁也不能再向人描述那是一段怎样的旅程。只是沿途上，人们随着马群离家远去时的赶马小调，却像落在地里的种子，枝繁叶茂地流传了下来，被一些村里人铭记着，传唱着。

　　我在竹林背后看到的那个人，其实也没有马帮的经历，他像我们村子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一辈子守着我们的那个村庄，在村庄外面的那些稻田之间，守着春夏秋冬，守着日升月落，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渐渐地成为一个胡须花白的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就是这样一些人，把远古以来积攒下来的民谣，在某个悠闲或者忧伤的时刻，轻轻地唱起。我淡淡地记得，在我尚未进入村外那所小学的时候，我们村里的那些孩子们就会跑到村子里的某个地方，一见到他就围在他的身边，用尽所有孩子想出来的办法，缠着他唱歌给我们听。经常是那些晚饭后的时光，太阳已经落到西背后的金沙江里去了，他坐在路边的一块用来作屋基的石头上，给我们一首一首地唱，我至今仍然浅浅地记得的小调，有：《赶马调》、《龙灯调》、《绣荷包》，这些歌，因为我后来在其它的地方也曾经听到过。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也曾经听他在高高的房子上唱起一些神圣的歌。在我的家乡，每一家人建房子，都会请他去，在天刚蒙朦胧亮的时候，房子的木屋架起在基础上坚起来，崭新的屋架在晨光中闪烁着新鲜的木质的光芒，一根根粗壮的柱子直指高远的天空，人们忙着在柱子上贴鲜红的对联，爬上爬下地拼接三间屋子之间的四套屋架，到最后只剩下了最中间的屋架最上面那一根绘满了神符和水墨画的“紫梁“的时候，人们在地面上摆好了神位，神位前面端放着即将用手指粗的麻绳庄重地提上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他在人们搭好的梯子上往上攀登，每走一步就要说一句诗一样的吉利话，等到了柱子顶端，他就开始喊：“紫梁起，紫梁起，左边拴的鲁班扣，右边拴的狮子滚绣球……紫梁来到中柱口，儿子儿孙代代有，荣华宝贵，金玉满堂……”

　　等他做完那些事，我们就会找机会，把他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让他唱歌给我们听。只是在那些时候，他很少会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在每一个建房子的地方见到他，听他站在那高高的地方用唱歌的腔调讲那些吉利话，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是我更看重的是那些只有他会唱的我已经忘记了的民谣，我很想听一回，一直想。

　　我以前回老家去的时候，偶尔会在大路边他家门前看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等待着我叫他，在我刚叫完他“爷爷”的时候，他说会把我全身打量一番，回我一句：“又回来看你爹了？”其实在他的眼里，我看出的是他对我在县城里工作的身份的看重。到目前为止，我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个在他们眼里很神圣的县委大院里工作的人。

　　作为村里走出去的“重量级”的文化人，我有一个想法，在心里埋藏了很久，就是想把这位老者肚子里的那些民谣整理出来，顺便也好找一个专门的机会，再听一听我在童年时期曾经听到过的他的那些赶马人在异乡唱过的歌。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老家和我爹提起，也不知道我爹是否和他提起过，果然在我某一次回去的时候，他来到我的家里，坐在我的面前，那激动的神色，肯定是在等着我开口请他唱歌给我听。

　　但是，那一次，我能够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根本抽不出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听他给我唱歌。

　　回到县城里，我还会在某个偶然的时间里，偶然地想起他来。从小的时候，我就听父母给我们讲过他的经历。在我们村子外边，是一条由北向南再向西的河流，每到雨季的时候，那条河里就会涨洪水。听说，在我还没有生下来的很多年前，他的妻子从山上回到，在她独自趟那条河的时候，洪水把她冲走了，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儿子年纪比我稍大几岁，他大女儿比我大姐又大几岁，我大姐比我大五岁。我记得，他的二女儿是一个残废人，自我记事起，她走路时就一晃一晃的，十多岁了还止不住地流口涎。更严重的是，她还患了羊角疯，在村子里，谁也不能意料她什么时候会发病，同她在一起的人，只要一看到她神情不对，要不了几分钟，她准会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地缩成一团。发病的次数渐渐多起来，她自己感觉到了要发病的时候，就会叫旁边的人帮她使劲地掐她的后背，人们一番忙乱之后，也有偶尔的几次，在她发病前竟然止住了她的发病。她在村里很少有人愿意跟她在一起，听说，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因为她父亲是一个鳏夫，不知道她的这些情况，也没有人教应对的法子，她以为自己得了另外的病，还着实伤心了一番。她死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人们把她抬到村外去烧了，说是那样的病了不能埋。我们村子里有一种风俗，凡是没有结婚或者非自然死亡的人，总是不能埋到山里的宗族墓地里去和祖先们在一起的。

　　多年的鳏夫生活，我也听到过关于他想再找一个妻子的说法，在我小时候的初春的一天，我经过一处坟地，在坟地边我家的稻田边，我看到两只狗在交配，好奇的我，站在田边看得发呆。等我一直观察到那两只狗交配完毕，回过神来，却发现不远处，他也在观察它们的交配过程。我知道，他是一个鳏夫，我们俩的观察，肯定有着不同的目的。隐隐约约的，我猜想，狗是一种很自然的动物，它们都能交配，能够亲密地在一起生活，而人又为什么不能在晚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聊聊天的伴侣呢？因此，我在小时候，真希望他能找到一个能够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农村女人，和他过完下半辈子。但是直到我从村子里走出去，到外面求学，后来又在县城里工作了几年再回去，也还是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和他的孙子孙女在一起。我知道那个村子里，一直不断地有人出生，他的存在，肯定有跟我一样的孩子样，在某些日子缠着他听他唱那些古老的民谣。

　　他现在还在我们村子里孤独地生活着。如今我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她成了我们村子里年纪最长的人，许多比她年纪小的人都在七十多岁就死了，他比我奶奶年纪小了许多，但好大概有七十岁了罢。我真想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回到我们村子里去，认真地听他唱他那些古老的歌谣，顺便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下他的经历。

　　我不知道，我愿望能不能实现。牵牛花开的时候，我回到村子里，看到他在竹林背后佝偻着腰走出村子去，我禁不住想起了他在我的童年时期给我唱起的那些古歌，以及我听到的关于他的一些事。

　　作者：云南永胜县委宣传部陈洪金邮编：674200电话：0888—6521873(办)、6526851(家)信箱：chj01@xinhuanet.com ynchj@eyou.com